青岛市志·教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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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志·教育志》的编写工作始于1982年,1994年正式出版。上限自1891年青岛建置始,下限至1987年。
书    名
青岛市志·教育志
作    者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
类    别
史实
出版社
北京新华出版社
出版时间
1994年
编写时间
1982年

青岛市志·教育志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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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志·教育志》上限自1891年青岛建置始,下限至1987年。

青岛市志·教育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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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志·教育志清朝末期

1891年,清政府议决在青岛设防。至1897年,境内有私塾150余所,有塾师232人,学生3243人。除少数富户聘用教师和塾师设馆教学外,大都是全村或联村办村塾。从程度上分有两种:一是蒙馆,着重启蒙教育,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主要教识字作文。二是经馆,专习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学习分三个阶段:启蒙--读经--准备科举应试。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时期,推行奴化教育政策,民众借私塾以对抗。 德国侵占青岛后,设教堂,办学校,按他们所需培养人才。[1] 
1898年,驻青岛德国公民团体为自己的子女开办了外国人在青岛办的第一所小学,之后又开办德华书院、德语学校、礼贤书院、淑范女校、弗兰西斯科女子学校等5所教会学校和1所总督府学校。 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按日本学制和办学模式为日本人驻青岛子女开办各类学校。 计有寻常小学校3所和2个分教场,幼稚园和保育会各1所,并先后开设青岛中学校、青岛高等女子学校、中国语学校、私立青岛学院。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在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内设政务处,下设学务科,是青岛最早由中国人设置的教育行政机构,实施北洋政府1922年颁布的新学制。为实现新学制的教育宗旨,督办公署将日占时期的37所公学堂全部改为公立小学校, 并增设小学15所,分8个学区管理,计有两级小学23所,初级小学29所。 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统治青岛时期,其教育方针是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即普通教育应陶冶儿童及青年,注重伦理知识教育,以助长儿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德性,确定青年三民主义之信仰,实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

青岛市志·教育志民国时期

自1929年开始办社会教育,举办民众学校、职工补习学校和女子补习学校, 招收职工和贫民上学。
1931年创办市立盲童学校1所。
1936年市区儿童入学率为70%, 乡区儿童入学率为60%。
同年9月,全市有公、私立小学127所,在校学生39800人,教职员1011人;有公、私立中学9所,在校学生2413人,教职员293人。为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 在普通中学附设职业科进行职业教育。1930年6月,国立青岛大学正式建成,
1932年夏,易名为国立山东大学
1937年该校奉命迁往四川。 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期间,实施法西斯奴化教育。
1942年,日本占领当局驱逐了美国人在其所属教会学校的势力,于1944年将3所教会中学和3所教会小学由私立改为市立, 在全市各校进一步推行法西斯教育。
1944年全市有小学85所,学生37916人,教职员259人。另外还有3所日语补习学校和2所商业补习学校。
1945年9月, 国民党青岛市政府接管青岛市各级各类学校,停办日本人所设的学校,增设市立沧口初级中学和市立李村师范学校。同时,恢复1922年学制。国民党官僚、 社会各界人士及外国教会相继开办20余所私立中、小学和6所职业学校,还有企业附设子弟小学13所。由于青岛是山东省最晚解放的城市,从省城济南和邻近各县迁来“流亡” 中学12所。
1949年6月,全市有公、私立小学124所,在校学生63652人,教职员1650人;公、私立中学15所,在校学生12283人,教职员445人;中等职业学校5所,在校学生1511人,教师58人;市区和郊区有私塾50余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青岛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1] 

青岛市志·教育志新中国成立后

1957年,全市已有幼儿园209所, 在园幼儿7106人;小学3747所,在校学生482397人;中学23所,在校学生51604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8所,在校学生4985人;师范学校1所,在校学生826人;高等院校2所, 在校学生3133人。随着“大跃进”口号的提出,市属各级教育部门开辟了多种形式办学的新途径。由于追求“高指标、高速度”,曾一度出现盲目大上教育的局面。
从1958年到1960年,新建和扩建高等院校5所,山东大学迁至济南后,留在青岛的海洋、水产、地质3个系独立建院;新建中专3所。市属各县创办了一批农业中学半工半读和红专学校。
1962年,青岛市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裁撤了5所高等院校和3所中等专业学校。中小学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青岛市各级各类学校相继停课“闹革命”,教学秩序被打乱,教学设备被损坏,应届毕业生不能按时毕业,招生工作停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提出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把教育列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重点,教育有了显著的变化。
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后,青岛市把“文化大革命”中开始实行的小学五年一贯制一律改为六年制,调整中等学校布局,整顿教学秩序,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活动。同时,还针对学校出现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新情况,提出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加强德育工作并结合勤工俭学进行劳动教育,全面提高了教育质量。
1984年,山东省、 青岛市政府检查验收学龄儿童入学率为99.2%。巩固率为99.34%,毕业率为98.17%,普及率99.5%。青岛市成为全省首先完成普及初等教育的先进市之一。 为适应青岛市经济建设的需要,青岛市从1979年开始对中等教育结构进行改革试点。1980年扩大试点,1981年加快发展步伐,坚持“联办为主”。到1983年,职业高中与普通高中招生数的比例达到4∶6。
1988年,全市共有职业中专13所,职业高中38所(其中市区16所),企业办职业高中4所,在校生558班、26189人。市区各类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占高中阶段招生数的57.7%。农村(市属县、市、区)共有农业技术中学25所, 农业高中2所,并有5所普通高中兼办农职班,开设25个专业,在校学生136604人, 占高中阶段在校学生的30%,各类职业技术学校的招生数占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44.5%。 高等教育增设了新兴专业和边缘学科专业, 开设文理渗透、理工结合的专业。1988年全市共有普通高校7所, 共设有94个专业,在校生达14408人。高等院校中既有综合性大学,又有理工科、医科、师范类的专门学校,分别设有专科、本科、研究生3个办学层次,拥有学士、硕士、博士3种学位的授予权。[2-3] 

青岛市志·教育志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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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志·教育志》是《青岛市志》中出版较早的一部分志,全面如实地记录了青岛市的教育历史,从内容、体例、结构到语言文字等各方面质量都较高,得到了各界好评,并于1995年受到青岛市人民政府的表彰奖励。与此同时,各基层单位在我们的指导下,也编纂出一批质量较高的校史或校志。
  《青岛市志·教育志》出版以后,青岛市的教育史志工作并没有停止,青岛市教科所继续担负着与教育史志有关的工作任务,如编写年鉴、百科全书及有关青岛的教育史料等,指导学校修志,妥善保管已有资料并继续收集新资料,为下一届编修教育志和教育部主编的共和国教育史青岛分编做好准备。教育史志工作已成为教科所的一项常规工作任务,教科所现任所长姜宏德同志被选为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理事。今年5月,我们又接受了中央教科所牵头搞的“沦陷时期日伪在华北实施的奴化教育研究”课题的一部分研究任务,即日伪在青岛实施的奴化教育。在此期间,我们还为上级、基层和有关部门提供有关史料,使多年来积累的宝贵资料发挥其应有的“资政、教化、存史”作用。例如,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与青岛电视台联合摄制了6集电视教育片《历史在诉说》,其中的许多史料都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提供的。

青岛市志·教育志作者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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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青岛市志·教育志》的编纂过程,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4]  :

青岛市志·教育志领导重视是保障

1983年成立的《青岛市志·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的组长由刚退居二线的老局长担任,副组长由当时在任的教育局长和另一位刚退居二线的副局长管惠远同志担任,由管局长靠上专门抓教育史志工作。1991年开始成立编纂委员会。每届的教育局长、教委主任都是当然的第一副主编,由退休的老局长担任主编或顾问;教委办公室主任参加编委会任编委,负责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一下管惠远局长在编纂教育志方面起的重要作用。管局长在整个编修教育志过程中,一直担任着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常务副主编、主编,不仅亲自起草并与其他教委领导一起研究制订教育史志的规划,指导编纂人员学习修志理论和有关知识,领导大家制定和修改《教育志》篇目,并且以身作则,和编纂人员一同查找资料,撰写资料长编,组织志稿研讨会,指导修改志稿以及负责志稿的最后把关等工作。管局长还是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的常务理事,担负着与兄弟省市的教育史志工作交流职责。管局长退休以后一直关心着教育史志的编纂工作,直至现在仍不时过问史志的工作。
  由于各级领导在领导、规划、班子建设、人员配备、经费保障、工作要求等方面给予教育史志工作以高度重视和支持,使我市的教育史志工作有了可靠的保障,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青岛市志·教育志全体编研人员团结奋斗、认真负责是关键


  由于本次修志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次修志,时间跨度大,历史上政权和行政区划变更频繁,每次政权更替都会造成档案资料的丢失;特别是十年动乱造成档案资料大量散失,加之编研人员大部分是已过或接近退休年龄的老同志,身体条件较差,资料收集工作异常困难。但是全体编研人员发扬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的精神,克服重重障碍,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在撰写、修订教育志过程中,全体编研人员以对历史、对后代、对教育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反复核实每一件史实、每一个数字,确信无误后才入志。在整个教育志的编纂过程中,管局长和宫主任以身作则,吃苦在先,工作在先,为全体同志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许多老同志都是带病坚持工作,如宫主任,身患多种疾病,不仅没有减少自己的工作量,而且各项工作都做在我们前头,感冒发烧也不休息,使我们深受感动。编修史志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严肃、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需要安下心来,深入进去,这就需要有高度的责任心,需要耐得住寂寞。由于当时的条件比较差,同志们的待遇都不算高,在一些人眼里,这是一件劳而无功的苦差事。尽管各级领导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关心,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我们许多同志有些实际困难还是难以及时解决。正是领导同志的率先垂范感动了我们,使我们全体同志很少计较个人得失,从而能够团结一致,善始善终地完成这项功在千秋的工程。

青岛市志·教育志坚持根本原则


  工作开展初期,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思想混乱和一些是非问题还需要澄清。当时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尽管党中央已经做出决定,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在处理实质问题时,有的同志仍心存疑虑,主张对“文化大革命”采取回避的办法。
  针对这一情况,管局长和宫主任引导大家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辩证地、客观地看待历史问题,并带领大家学习党中央的有关决定和邓小平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讲话。通过多次学习和讨论,我们统一了认识: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等于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工作和和广大教职员工所作出的贡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教师顶着巨大的压力,甚至在遭受迫害的情况下,仍然本着对党、对人民、对子孙后代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教育秩序曾出现短暂的恢复,教育质量也有所提高。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避而不谈,那是割断历史,是对后代不负责任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把“文化大革命”写入志书,有利于后人从中接受教训。
  基本认识统一以后,我们在处理“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时就有了标准:第一,要正视“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实事求是地写;第二,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积极事物应予以肯定;第三,毕竟“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错误的,在具体运作时,宜粗不宜细,因此只作概括的记述即可。
  通过这些讨论,我们更加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我们开展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在编史修志过程中,我们也要遵循这一原则,秉笔直书,既要如实地记载我们取得的成绩,又不能回避我们的错误和缺点。这一原则始终贯穿于我们的志书编纂始终。例如1952年青岛市区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取得的重大成绩,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及后来的新生儿童激增,校舍、设备、教师都不足用,以至不得不采取“二部制”。“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家对教育高度重视,我们又逐渐恢复了全日制。对于这些成绩和不足,我们都做了如实的记载。对于解放前所办的教育,我们也是一分为二,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如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统治时期,青岛市的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作了如实的记载,但同时也指出它利用“党义”、“公民训练”等课程对学生进行的反动、封建教育及压制进步思想的史实。

青岛市志·教育志编纂教育志的基础


  一部好的志书,除了要做到观点正确、内容丰富、重点突出以外,还要做到“齐、准、清”。所谓齐,指的是资料完整,从整部志书看,应该横不缺项,纵不断线;所谓准,指的是资料准确可信,不以讹传讹;所谓清,指的是志书条理清楚,少交叉,不重复。在编纂教育志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是遵循这条原则的。而要做到“齐、准、清”,就必须从资料和篇目着手。
  我们认为,资料是基础,是写好志书的前提条件。没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就等于做无米之炊,不可能写出一部详尽完整的志书。所以我们在资料收集和整理方面下的功夫最大。在收集资料时,我们本着宁滥毋缺的原则,不怕资料多,就怕没资料,直到认为资料基本够用了才动笔写。在以后的编写过程中,我们还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补查有关资料。对于收集来的资料,我们采取边收集边整理的办法,将所收集的浩繁散乱的资料甄别筛选,提炼归类,建档立案。对于有疑问的资料和口碑资料,我们反复核对,多方查证;对所缺资料千方百计找到补齐,有时为此遍翻所有能找到的档案、图书、报刊,遍访所有可能找到的知情人,在此基础上整理成资料长编和大事记,为撰写志书做好充分的准备。
  如果把志书比作一座大楼,那么资料就是建造这座大楼的砖瓦,而篇目则是大楼的框架。篇目制订好了,志书的骨架就确立了,再加上准确详实的资料,志书的胚胎基本就形成了。所以我们在制订篇目的时候很下了一番功夫,先后六次修订篇目。每次篇目修订之后,我们都要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讨论,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力求篇目臻于完善合理。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还不断相互讨论,交换意见。遇有交叉重叠之处,就由有关各方的执笔人讨论协商,妥善处理好志书内容各方面的关系,做到既不重复,又无疏漏。
  由于我们在资料和篇目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志书的编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以后的撰稿和修改工作就进展得比较顺利,保证了志书的质量。 (本文作者系青岛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4] 
参考资料
词条标签:
文化 出版物 中小学